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房价畸高，消费不足，投资拉动效率不高，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畅，实体经济凋敝等等。笔者以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中央政府直接发行“特别花红债”，直接给中国公民每人发花红5000元。比起很多政府的补贴政策，这是一个公平可行，程序合法，执行有效的经济拉动办法。对经济也将从多方面进行有效的拉动。

首先，直接发钱给公民将部分缓解我国严重消费不足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在当年GDP的比重是相当低的。从2001年消费占GDP的46%，到2011年只占GDP的35%。而这一指标在美国经济体中为70%左右。而本来占比不高的消费中，只有不到四成是居民消费。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篇宏观经济报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6％来自于政府与企业的贡献。也就是说，政府与企业替居民消费了绝大部分。而仔细观察消费结构还会发现，以名牌包、高档酒为代表的高端奢侈品和以高档住房为代表的投资性消费品的比例大幅提高，而中产收入阶层的消费逐年降低。普通居民消费更是严重不足。原因另人无奈的简单：普通公民没钱，贫富差距太大。 一项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储蓄率分布极不平均。55%的中国家庭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的，但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却高达60.6%，即中国家庭贫富不均情况极为严重。2012年中国有55%的人口每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币，财富集中在1%到3%的人口手中。55%的人口生活只够温饱，反之1%到3%的人口却挥金如土。如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是有关部门一直致力解决的大难题。无论是减税或是扶贫补贴都难言有多少成效。在本人看来，不如直接给每个公民发现金补贴。一方面，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很大部分公民来说，是雪中送炭。对于普通中产阶级来说，也使其手头宽裕可以进行更多的消费。如果80%补贴的资金用于消费，以每人补贴5000元，共14亿人获得补贴计算，可以使我国消费增加5.6万亿，占2011年我国GDP总量的11%。即使这样，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不过是46%，处于健康正常的比例。

第二，直接补贴消费者将使我国的内需市场迎来一轮蓬勃的发展，会大大拉动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我国经济在前30年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国内需求一直不足，而是靠国外的需求来满足我们不断扩大的产能。而随着国外金融债务危机和人民币汇率不断走高，这一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国内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而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普通百姓是很难从经济体中分配到足够的钱去消费的。而由于国内房价高企，另人担心的是普通家庭部门的负债额也越来越高。家庭收入扣除负债利息和其它刚性的消费，普通家庭没有多少余款进行选择性消费。这种条件下，又何谈产业创新和消费升级呢？我国已经蜕变成典型的M型社会，一方面绝大部分的人只能进行低端消费，主要是以价格敏感的一般商品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极少数人进行高端奢侈品消费。但由于其量非常有限，且绝大部分高端品牌都为海外品牌，对国内企业的拉动很小。中产阶级的缺失使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很小。李宁等品牌的快速衰落就是佐证之一。有关部门已经在讨论减税或增加补贴和保障方面的支出。但这些政策的出台、运行并产生效果最快也要在几年以后。而我们的经济目前就极需要消费的刺激。直接发花红给公民将会对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公民消费在最终端的拉动，将使整个产业链恢复活力。而且给每一个人同样的补帖进行消费有助于改善我国的消费结构，减少三公消费，宴请消费，面子消费的比例。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也有助于我国长期倡导的消费升级，并培养出民族品牌。只有民族消费者的力量强大了，民族品牌才有存活的土壤。

第三，直接发钱给每个公民是最公平，效率最高的补贴政策。有关部门的补帖政策有很多。但以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很少有效率高的办法。根据相关数据，农业、教育补帖长期被地方政府占用、挪用，加上中间的跑冒滴漏，落到实处的估计不到50%。郭美美事件也同样反映出我国公益事业的效率不高，且运作极不透明。同样，我国各城市运作的保障住房也屡屡被指运作不透明，分配不公平。而直接发给每个公民等额的补帖在操作层面是效率最高，且最公平的。由政府直接发到人民手中，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中间分配的层级和寻租空间，使政府补贴的每一分钱都落到了百姓的实处。另一方面，直接补帖终端消费者可以最大程度的拉动GDP。以往我国为拉动经济主要以补帖供给端和公共需求（以政府投资或专向补帖的形式）为主。例如2009年以来的4万亿政府投资政策，大规模进行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配合的信贷资源有20万亿之巨。虽然大大拉动了经济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首先政府的投资长期以来被证明是没有效率的。铁道部的腐败事件是典型案例。虽然招标监督制度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中，寻租腐败的空间是巨大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小小的铁道部宣传片项目中就能有几百万的寻租空间。真正用于项目本身的资金占支出的不到10%。第二，国进民退现象更为严重。4万亿推出以来，央企和政府投资平台凭借其资源支配能力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严重的挤出效应把民企逼在角落里。一部分靠行贿国企发财，另一部分靠给国企打血汗工苟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优秀民企越来越少。第三，我国连续十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使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近年来边际投资回报率只有0.2左右，即投入5块钱，才能有1块钱的有效产出。这是我国贫富差距大，政府投资效率低等顽疾决定的。其实政府直接投资或负债投资都是向全国人民借钱，进行的投资。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很难说是有利润、有效率的。投资环节层层设租，真正用于生产部门的比例可能不到60%。而如果投资失败，产生大量”大而不能倒“的烂摊子，政府还要向人民借更多的钱再去投给这些低效企业。这样实际上是每一个公民拿出钱来补帖给政府选择的这些项目的受益人了。这些人大部分是政府关联的企业和个人，大部分的人民是无法享受到补贴的。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给每一个公民发钱，可以有效而迅速的改变这一格局。一方面老百姓可支配的资源大幅增加会增加市场的需求，直接拉动经济。另一方面，老百姓对商品直接做出选择是纯市场化行为，是效率最高的。他们只会选性价比最高的，而不会考虑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使企业优胜劣汰。

第四，公平的全民补贴将缓解社会矛盾，降低贫富差距，藏富于民，增加社会的幸福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是国有经济占主体。国家代表全国人民支配国有资产。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却很少体现对国有资产的拥有权。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医疗和保障体系尚未建成。房产价格高居不下。生活开支高涨。普通家庭现金流状况越来越差。社会幸福感近年不断降低。给人的印象是我国国富民穷。其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年国企净利润大幅下降就说明其实我国的国企大多是表面上很富：资产很高，收入很多。但由于其负债巨大，利润是经不起任何波动的。整体经济稍微有些下滑，国企就从正资产变为负资产。赚钱很少分给国家，而亏钱就变成现金流黑洞。这样的机制很容易最终使我国变为国穷民穷。而如果国家能够把低效国企资产变卖，取得的收益直接分给人民，将使我国贫富差距降低。使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改善家庭部门的现金流，从而增加社会幸福感。

第五，有助于人民币的适度贬值，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国量化宽松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再次走到上升通道。这将大大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使中国制造业的实体经济进一步遭受打击。为了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央行几年来一直控制汇率，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释放了大量的本币。使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实体经济遭受双重的打击：内部通货膨胀使成本上升，而对外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出口价降低，出口企业的毛利大幅降低。国家囤积的外汇储备一直以美元国债的形式储存，效率不高，以人民币记长期必然贬值。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直接超发人民币，但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货币超发人民币必然贬值，但我国公民本身公平的获得了相应的货币补偿。而国际炒家却无法获得补偿而不得不离开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我国的出口商才能维持竞争力。相应的，热钱退去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也会适当缓解。藏富于民，国家才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六，具体的操作手段，以及我们是否负担的起。以每人获得5000元花红，全国14亿人计算，此项补帖共计7万亿元。看似很多，201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才10万亿。但如果以占GDP总量（2011年为47万亿）来计，占比为14.8%。我国劳动者直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20%-35%（郎咸平测算称为8%，王小鲁测算为12%，李实计算为35%）。即使加上我们一次性现金补帖，劳动者直接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接近35%-50%，为欧美一般国家水平。王小鲁还估算，中国约有9万亿的灰色收入。可惜，这9万亿只分配给全国不到1%的有权力的家庭。因此，确实有必要通过政府直接增加全民收入。据测算，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目前所有显性及隐性债务总合约为20万亿，占GDP的40%，与其它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国政府还有较大空间直接借债给国民发花红。何况，根据社科院计算， 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有近70万亿，净资产有20多万亿。还远未到负债水平。我国央企和地方政府手中还握有很大部分资产。与其被央企和政府无效的投资使用掉，还不如发给全民消费。

建议具体的操作手段如下：

1. 中央政府经人大审议，提议发行7万亿”特别花红债”

2. 每一个公民可以凭身份证向政府领取5000元花红（政府通过代办商业银行办理）

3. 适时变卖不良国有资产给私营企业，或国有股减持以获得资金归还政府“特别花红”债务

（为了避免对集中大量的货币对CPI的影响，现金花红也可以分期分批发放）

4. 在实施时需要积极宣传，避免有人冒领花红，也要声明特别花红不会常态化，以避免好逸恶劳者依赖于斯。

给公民发花红在很多国家已经有先例，例如美日多次向全国人民发放消费券，新加坡每年都将政府的盈余发给国民当“花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府代表人民，在需要时应当筹集资金给国民发花红。这将有利于降低国民的贫富差距，刺激内需，鼓励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增加就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对国家和制度的信心！

中国百姓生活不易且吃苦耐劳，应该生活的再好一点。本文为抛砖引玉，希望经济学家、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可以进一步研究具体实施步骤。

黄承安

经济观察人士和职业投资者